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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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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
内容摘要: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颇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苏联
解体后,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档案和其他新材料的公布,人们更加清
楚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那些曾经具有争议的
问题,往往是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利益的人物和集团制造出
来的。今天,应该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具有客观思维和
良知的人经过反思,深刻熟悉斯大林评价的真相。
所谓肃反扩大化问题。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半的篇幅是集
中攻击肃反扩大化问题。现在人们看到,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心对肃反
扩大化的错误,曾及时做出指示,作过纠偏的巨大努力。苏联肃反镇
压的人数被敌对势力严重夸张,绝不是敌对势力捏造的3500万人或
1.1亿人。
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
许多自称近卫军的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斯大林也不曾主张加速
镇压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冷静而审慎的。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是指苏联30年代末,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将36898名军人做了退役处理。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被逮捕。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其中的错案.批评了
具体处理此案的伏罗希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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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流放少数民族问题,是指斯大林时期迁徙鞑靼、车臣、印古
什等部分民族。在战争情况下,由于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才采取了
这一措施。这也绝不能成为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论。其实,斯大林是正确处理宗教问
题的模范,赢得了宗教界的高度尊敬。1995年,闻名牧师德米特里·
杜普科说,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甚至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
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赫鲁晓夫曾攻击斯大林为自己的个人崇拜现
象推波助澜。但根据最新公布的1946年12月23日斯大林的谈话记
录,斯大林明确指示,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我是列宁的学生。即
使在他晚年,他的民主作风也是贯穿始终的。他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
成分,但也把握了分寸。
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现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实,斯大
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
斯大林继续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
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谎言。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
告中就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并以医学专家诊断为
证。但当事人以事实表明,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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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代表
是毛泽东同志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既能大处
着眼,高瞻远瞩,又能够客观公正,不差蜀黍。这不仅为我们留下了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得
了光荣和自豪。
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
评价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
对斯大林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是真正懂得
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几十年之中一直沸沸扬扬的具有争议
性的问题。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更加清楚的看到:那些具有
争议的问题是由于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
物和集团制造出来的。今天,对于这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应该根据
事实真相,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广大具有客观思维和
良知的人看清真相,经过反思,深刻熟悉斯大林评价的真相,这就是
具有劳动人民良心的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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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应该客观评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半的篇幅是集中攻击斯大林在肃反过
程中的问题。其他问题依次为斯大林的性格问题,卫国战争的责任问
题,疏散少数民族的问题,个人崇拜问题。总之,30年代的肃反扩大
化是问题的核心。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在批判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方面的错误时,许多批判者抛开了历史条件,把全部罪责归于
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性格,甚至把整个30年代概括成“黑暗的时代”,完全抹杀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一
面,这样的批判就太极端了。应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历史背景
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现在,由于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在史实面前,
许多夸大其辞的说法和谎言不攻自破。从这些新解密的材料可以看出,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心在及时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曾经作过纠
偏的巨大努力。
由于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苏联对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加之当时
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颠覆的威肋,以及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等因素,
使得苏联开展了肃反运动。在1937年至1938年间的时过程中,发生
了扩大化的错误,而1938年的甄别、纠正又不够得力,造成了严重
的后果。这次肃反过程中主要是审查了中心委员皮达克夫、拉狄克为
首的“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
军事中心”,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一一托派反苏联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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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重大案件。此外,还审查了“平行的布哈林中心”和“平行的军
事中心”等案件。这场肃反运动在揭露打击坏人、消除敌对势力的侵
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举措。但是,由于斗争的复杂性,
许多混入中心机构的坏人进行“形左而实右”的操作,搞乱了局面,
伤及了许多无辜,这是消极的一面。
根据新解密发表出来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
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
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
倾向。当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仍然应该对肃反的扩大化错误负领导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自从赫鲁晓夫故意扩大渲染
之后,被严重夸大化和妖魔化了。今天,科学的研究应该根据新发现
和公布的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结论。
1、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被严重夸大。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
大的一个问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
对苏维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是苏联国内外敌
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遭到镇压的人数,把苏联
丑化成劳改营遍布大地的黑暗帝国。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
策尔科夫曾经宣扬,有3500万人受杀害。他说:“355万无辜受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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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1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
度吞没了。”言者制造这么耸人听闻的数字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索
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
算作被镇压的人数,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连以反共为己任、曾经担
任戈尔巴乔夫最高智囊人物的雅可夫列夫,在担任审核历史各种案件
的审核小组组长期间,经过审核也觉得索尔仁尼琴当时的说法太离谱了。
《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
“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谁相信这种公开的捏造?看来这个数字的扩大,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的程度,取决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根本不是事实。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
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
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
273人定罪,其中89人被枪决,49641人被公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
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
逮捕的。他背着中心胡作非为。”
按照疯狂的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
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
造足以证实反共势力的无耻。
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非凡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苏联面
临危险的时期。肃反的错误只是在于扩大化。俄罗斯学者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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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
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
的‘第五纵队’。”
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的案件就是一
个典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6年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
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他在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时说:“部长先生,您把自己的仕途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与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日暮
途穷的老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指望新德
国。至多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我坚信,希特勒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救星。”面对这样的情况,对希特勒所说
的他的“第五纵队”的警觉,并非杞人忧天。
为了驳斥敌对势力污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
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
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300万,“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700
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
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
势力则采取了“鸵鸟政策”。
2、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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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以前有人总认为斯大林究竟
是“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
第一批老党员的人。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
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心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牵强、附会的
指责,是不能说服人的。
30年代的镇压,较多地涉及到了一些老党员。原因是许多人参加
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列宁曾经称这些人为“这样的天晓得
的老布尔什维克”。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
《新社会主义一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
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
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
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
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
所谓斯大林消灭“列宁近卫军”的说法,是把不属于斯大林的一些残忍行为也算到斯大林的帐上,把那些反苏分子也说成是近卫军。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
·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具体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
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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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
中心、中心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
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心
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
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
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
较年轻的中心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
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
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虽然1934年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
在判定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卤莽的
行为。
3、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
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
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
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已经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
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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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错案。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
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在1941年5月批评说:“当然,可以理
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
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
实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
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心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
同志的错误。”这就是所谓的“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事件。这个
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实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实斯大林的正确。
4、关于流放少数民族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
斯大林的时期迁徙了鞑靼、车臣、印古什等部分民族,成为那些反对
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认为,苏联内
务部部队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使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
有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
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的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
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
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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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
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第三,并非把
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起码,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
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年2月19日,在和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
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
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12万人,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与迁徙日
本籍美国人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
的军人的职务。与美国的同类做法相比,当时苏联的做法只是显得比
美国更加仁慈。
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
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后来,
苏联政府给这些民族平反,让他们回到原地居住并恢复民族自治,在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这决不能成为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5、关于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
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
论,说是苏联成立了新型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宗教界人士。2002
年3月6日,阿·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一一斯大林政治肖像》一
文写道:“从1927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
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9月,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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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足。
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容许召开已经有18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
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容许开办神
学院;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
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
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150一450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2200个教堂。”所以,斯捷潘诺
夫引用1995年闻名牧师德米特里·杜鲁科的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
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
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
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
在肃反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的态度十分鲜明。
他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只有把这些
科学冷静的观察与苏联肃反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考察,
才能真正看清楚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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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斯大林评价中其他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斯大林的评价中,还有几个问题被严重歪曲或扩大化了。这也
需要正本清源,依据新的可靠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1、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斯大林在为
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
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的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现在,
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
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信徒的捏造。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
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
录,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栏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
“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
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
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
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
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
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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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
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
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
“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
“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
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
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
“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
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
出来的道路走。”
斯大林个人的民主作风是坚持如一的。尽管在他晚年的一些问题
上,他有时显得不够民主,甚至有些专制的味道,但他个人的民主作
风是贯穿始终的。起码,他的民主作风要比批评和指责他的那些人好
得多。他明确地提出,在党内不要再培养“珠穆朗玛峰式的人物”,
果断保持党内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气氛。
斯大林在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成分。但是这种所谓个人崇拜是有
分寸的,原因是具体的,应该有分析的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这位世界瞩目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也是需要一定的威信的。这是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需要。没有足够威信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是
不能担任当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责任的。总的说来,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的成分,不是靠宣传机构和舆论工具鼓吹起来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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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个人的伟大实践和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得人们没有
妥当地把握对领袖的信任和热爱的方式而造成的。后世人应该把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训,不应该再这样做。斯大林在他工
作能够觉察的问题上也是果断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对修改《斯大林传略》的那篇引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个人崇拜,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对斯大林个人也没有好处。个人崇拜轻易使得个人的错误意见和错误决策很难得到纠正,使得党内民主监督的气氛受损害,使得党
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防止和避免产
生个人崇拜。这是党的建设工程应该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是
很有意味的:“在后来的40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
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
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
产生的结果。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
这番话是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是教人做人要老实,任何不老实的行
为都会弄巧成拙。然而,那些自恃自己的权势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人
生价值观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的。
2、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曾煞有介事地传达列宁的遗嘱,力图引导
人们接受这样的猜测: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似乎是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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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现在
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实;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
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斯大林继续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
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6日口授的
《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
24日的信补充》。在“遗嘱”中,列宁对四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年轻
的中心委员都作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
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
职位上调开。这个“遗嘱”,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
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道遗孀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
交中心委员会的。当时,斯大林和中心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5月21日,中心举行非凡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
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
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兴奋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
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心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耶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
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
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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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共同主
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心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
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
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公开
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
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心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心委员会和中心监
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
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
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
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
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暖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
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
所有的事实都充分证实,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散布的所谓斯大林隐
瞒列宁遗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人物,把自己对
历史的无知,变幻成对斯大林品格的怀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只能暴露他自己的卑鄙。
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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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的关系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教授理•科索拉波夫说
得比较具体。他认为,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引起了列宁身
边人的警觉。在列宁病重期间,中心委托斯大林监督执行医嘱,但却
经常有人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医嘱。“在娜·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搅,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做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
想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这就是“斯大林粗暴”评价的来源。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但是,这使得列宁与斯大林
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沿。但斯大林以世界上罕见的忠诚和尊重,
妥善处理了与列宁及其夫人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列宁除了批评斯
大林性格粗暴以外,仍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无可替代的才干和地位。这
一批评没有牵连对其他问题的评价。
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
耶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妞也参与了
这个政治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她很委婉地纠正
了她嫂子的看法。她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
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
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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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这些情况,有助于对列宁遗嘱问题的全面理
解。
3、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荒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
谎言,以此打坏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
到处散布。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
夫在20年代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
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
以证实。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
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
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
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
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
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
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
人们应该感谢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她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
话。她的话不但揭发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
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
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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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用假话和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
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三、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做出科学评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人是
毛泽东同志。他既能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地把握评价斯大林问题的
实质,又能够客观公正,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不差蜀黍。毛泽东为首
的中国共产党人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为中国共
产党人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豪。
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科学公正评价
斯大林的榜样。正当赫鲁晓夫拉开大反斯大林的帷幕时,中国共产党
人就不同意这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对斯大林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1956年4月25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不到两个月,毛
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
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
跟着转。中心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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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
‘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
准革命,说是假如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
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
九五零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
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
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
林坚持公正评价,不同意赫鲁晓夫做法的最早表示。这样的评价,显
然能够服人,与赫鲁晓夫的做法划清了界限。这里讲的“过去把斯大
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人,就是指赫鲁晓
夫。正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称斯大林为“父亲”,斯大林逝
世后又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
1956年的“五一节”,中国一如既往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直言相告:“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鉴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混乱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以《人民日报》编辑
部文章的形式,表达了中共中心政治局扩大会讨论过的意见,即《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
篇文章对斯大林同志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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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作了初步总结。
关于斯大林评价的严重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
出,“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熟悉
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己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
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己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
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时,《再论》的文
章回击了国际上把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的说法:
“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假如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
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
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再论》强调对待斯大林及其有关同志的
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
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
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
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错误的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
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否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
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发的,是从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公正立场出发的。对于赫
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是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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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
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但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
大林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
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看,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当
代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2002年12月,俄罗斯学者符•苏霍捷耶夫在俄罗斯的《对话》杂
志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
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
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
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在观察各种评价斯大林的言论时,这样一个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
自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的恶浪,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
错误被扩大,事实被歪曲,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
台后,“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一直延续下来。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可以归因于西方的压力和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变质。到了戈尔巴乔
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非斯大林化”的疯狂,斯大林受到空前的诽谤
和污蔑。斯大林简直就被彻底“妖魔化”了。
但是,辩证法的逻辑就是物极必反。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对斯大林的诽谤越是极端。随着他们自身的原形毕露,就越是使人们看清了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大致从1994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
叛卖者和谣言制造者们退出历史舞台,随着这些叛卖者制造的灾难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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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到人民的头上并引起人民的觉悟,随着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随着
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公布于世,当年许多污蔑斯大林的谎言不攻
自破。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出现了“五多”现象:澄清事实的文章多
了,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说公道话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
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同时,“非斯大林化”的市场小得多
了,几乎成为过眼烟云,在严重的现实面前。历史再也不答应被歪曲
和捏造,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到了!还斯大林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者地位的时候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们能够
把斯大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誉上贬下去,马克思主义者和有马
克思主义良知的人民大众,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把斯大林的地位恢复
到他应该具有的高度。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
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
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斯大林的话讲得真好,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刮起来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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