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1971年2月8日接见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汪东兴的讲话[西安？抄件].txt

周总理接见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记录整理，未经总理审阅）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

同志们：
你们的纪要初稿搞出来了。昨天晚上同领导小组的同志谈了一次。
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这个决定马上可以印好，你们每个人可以得到一份。
要讲的话，纪要上都有了，昨天也谈了。讲些什么呢？你们希望讲形势。形势问题，主席同几个外国友人的谈话都有了，你们也学习了。有的文件没有学，可以补一下，可以念一念嘛！主席的这些谈话都讲了国际形势。国际形势，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五·二〇声明讲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事实证明，世界的形势一天一天向这个方向走。全世界人民要准备，我们更要准备。我们要备战，搞计划，“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公安工作应该搞得更好。这次公安会议开得好，几年没有开会了？（有人答：五年了。）五年多没开会了，这次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都是很好的意见，纪要已经回答了。大家提意见是很自然的，五年多没有通气嘛！说不通气，我看也通了气。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六七年一月就搞了个公安六条，你能说没有通气？当时别的文件一出来，都被攻的很厉害，比如军委八条，后来又有个十条，一个拥军，一个爱民，合起来就完整了。公安六条出来他们就不好攻。这个文件，是保护群众，镇压反革命，对付地、富、反、坏、右的。文件一出来群众就高兴，六条站得住。经过六八、六九，到七〇年一月，又有个“一打”文件，就是要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今年一月，就是这个会议提出来的，贯彻毛主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指示的一号文件。既要打击反革命，又要少抓人、少杀人，这是执行毛主席在延安审干时的政策。你说没通气？这几个关键问题都抓住了嘛。在你们会议快结束时，又把《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些都是大事。但是，在这个时期中也确实有很大的缺点和毛病，该通气的没通气。
从整个历史看，肃反，就是审干也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党的历史快五十年了。从有根据地，有了政权，有了武装以后，反革命就要破坏，当然要镇压。镇压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非做不可的，肃反就成了我们的任务。但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过去的肃反，大方向是对的，但容易发生扩大化，错抓人、错杀人。纠正了扩大化，又容易缩手缩脚，或者是一风吹，应该捕的不捕。到会同志一共二百七十三位，军队的干部二百位，原来的政法干部六十二位，其他部门的十一位。最多的是解放军，都是穿军装的同志。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大革命末期、红军时期的是少数。这个经验你们是不多的。当然抗日战争时期也有这方面的经验。首先是红军时代，我们各个根据地，肃反有痛苦的经验。你说方向不对？肃反为什么不对！大方向对。那时在江西苏区打AB团。AB团就是反布尔什维克。有个段锡朋，是国民党右派，他组织的AB团。当然你们对段锡朋的名字也不熟，我们熟的很。他是五四时代和张国焘差不多是同时的人物。江西的AB团确实进行阴谋活动，发现后就要肃清，但没有那么多。那个时候，还有社会民主党，也叫第三党，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的改组派，这些都是反革命。第三党不完全是反革命，也有反蒋的，当时他们反蒋、倒蒋，这方面我们可以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如邓演达就是反蒋的，九·一八后，沪松抗战起来后，蒋介石把他抓起来杀掉了，他是第三党的头子。但也有一部分第三党钻到我们党内、军内进行破坏，谭平山就起过这个作用。还有托陈取消派，是陈独秀搞的，他把大革命搞垮了，又实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不是现在说的继续革命。他搞的所谓“不断革命”，把中国革命的性质都改变了。在蒋介石建立反革命统治后，他说什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中国应该搞无产阶级革命，要搞和平议会运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蒋介石一件也没干，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都是反他自己，他不干，这些任务都没有完成，他就是搞一党专政，就是国民党专政，就是封建买办资产阶级专政，还成立什么议会？所以托陈取消派完全变成了反革命，一部分托陈取消派混进革命根据地来破坏。当时有这样一些反动派，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他们破坏我们的军队和根据地，所以要肃反，这是对的。但是搞了扩大化，怀疑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可厉害了。在江西、福建、鄂豫皖、湘鄂西、四川、陕北都有这个经验。虽然扩大化是错误的，很多革命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甚至死了，我们在七大时，只能概括说一下肃反扩大化的是错误的。有的同志是冤枉死了，总是为了革命嘛！我们还是要悼念他们，但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追查，因为人死了，都不在了嘛！那个时候有的地方搞得很厉害，一个连、一个连都说成是坏人，一搞一大堆。有人说怎么会那样啊？当时是在困难时期，总觉得敌人很多，就是那个样子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说肃反方向还是对的，但是政策错了。主席在江西就纠正了李韶九的错误。到陕北，主席说肃反方向是对的，但政策有错误。原因有两条，主要是肃反没有放在党的领导之下，搞垂直领导，一条线直通到底。不仅李韶九，还有邓发、李克农同志，这样的好多同志，也都犯了这个错误。当时在“左”倾路线下，强调学习苏联格伯乌，搞直线领导。大的方面，中央虽然管，但只能讨论大的方针，具体政策他们就不听了。不仅地方，而且垂直到军队。罗瑞卿就是从那儿学来的，他是红军一军团保卫局长，当然他是个坏人。第二就是神秘化，不走群众路线。肃反虽然需要细致的侦查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依靠群众，不能单纯凭口供，要证据，有物证、人证、旁证，不能用逼、供、信的办法，也不能够指供、诱供，这样都会犯错误，冤枉人。神秘化最容易犯主观主义、主观臆断。这些问题现在你们批判了。这两条，主席一到陕北就批判了。因为肃反在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下，各地都有影响，陕北也发生了这个问题，像刘志丹同志也被抓起来了，主席去后才放的，纠正了这个错误。但是，一搞肃反，又会忘记这个教训。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湖西肃托事件，也搞了扩大化，山东的同志清楚，也是因为托派问题引起的，中央知道后，又纠正了。不仅这个地方，其他地方也有。后来延安整风审干，搞抢救运动。因为延安是后方，蒋介石要破坏，派了个联络参谋，确实派特务来搞情报，甚至派人钻到我们抗大、陕公，所以要审干。还有，内战十年，在王明错误路线之下，白区的党百分之百搞光了。过去刘少奇说他恢复了白区组织，现在看刘少奇就是个叛徒，哪里是“恢复”？陈伯达就是刘少奇恢复的党籍。陈伯达被捕后说他是保外就医，实际上，取保出来都要有手续，非填表不可，现在虽然还没有取得他办手续的直接物证，但从很多侧面都获得证据，所谓保外就医非要手续不可。他被捕以后，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还指认别人，住在被破坏了的机关，给国民党做引线。陈伯达失掉关系以后，跑到张家口，到吉鸿昌那里去办报纸，有点“特科”关系，就是情报关系。当时，柯庆施同志是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他宣布陈是“特科”关系，不是党的关系，他办的报纸只能算群众报纸。一九三六年刘少奇由瓦窑堡到了平津，给他恢复了党的关系。这是一条线。他还有托派重大嫌疑，在莫斯科和托派有关系，因此受了警告处分。回国后，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搞国防文学，反对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同周扬、钱俊瑞等在《读书生活》上搞一大堆“国防文学”、“国防电影”等文章，他写了一篇“国防哲学”，完全是为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八一宣言”效劳。尽管他在延安写过当时还起作用的政治论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评〈 中国之命运〉》，都是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写的，经过主席审改的，但他还是刘少奇那条线上的人。真正的马列主义文章他写不出来，比如我们和修正主义斗争，六三年写“九评”时，指定他写一篇批判修正主义的哲学的文章，他就没有交卷，因为他写不出来。他吹嘘写过的几个文件，都是主席口授，他记下来，大家讨论，主席又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二十五条建议、前十条，完全是主席的东西，主席改了多少次。六三年他参加搞了前十条，但很快又转到刘少奇的后十条那边去了。他极力建议让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就等于另立司令部，来对抗毛主席。二十三条是主席口授的。他能吹的就是那么一点东西，越往后越不像样子，到九大时，他起草的“政治报告”，完全是违反主席思想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别的同志起草的，中央肯定的九大政治报告，他诬蔑说是伯恩斯坦式的东西，“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强调文化大革命应该搞经济成果，不是首先看思想的成果、政治的成果、继续革命的成果。他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一直到挖“五·一六”，把陈伯达这个大黑后台挖出来。
延安审干，主席写了指示，就是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的审干决定，里面提出了九条方针，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主席这九条方针把抢救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不然又要扩大化。争取失足者，当时说的就是要少捉少杀，保证少犯或不犯严重错误。主席认为这九条还不够，后来主席又加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就是有了这个杠子的限制，所以延安审干没有发生大的错误。虽然后来撤退时在行军路上杀了一个王实味，他写过《野百合花》，还在《轻骑队》壁报上写文章骂我们，他是保安机关杀的，主席总是批评，杀的不对。王实味是个坏人，不杀，留得青山在，终会找到线索嘛，有利于弄清问题。只要不是现行犯，放火、行凶、放毒；恶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都不要杀。就是非杀不可的人，也要少杀，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说清楚了。延安审干，就是靠这几条杠子，没有发生大的偏差。这是我讲的历史上的肃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纠正了错误，规定这么严格，但还有打人刑讯的。延安审干时，连党校也有打人的，一提起反革命，气就来了，手就痒了，你们公安机关可要注意，办事要严格，不要打人。从井冈山、古田会议，主席就讲，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现在还有打人的，这个问题可不容易纠正。这是长期封建社会的传统习惯，不是容易改的。我讲的是历史肃反经验，尽管大方向是对的，还要犯错误，主席再三再四纠正，直到九条方针，加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才没有犯大错误。
那末，我们进城后十七年怎么看？就是大家争论的，既然肃反机关的领导是掌握在彭真、罗瑞卿手上，后十年虽然不是罗瑞卿领导，但是彭、罗还插手，怎么能说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有人说不是特情第一，是特情专政。能这样说吗？能说特情专政吗？不能这么说。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席思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可以受干扰，但取消不了。要说哪个地方完全是黑线统治，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可能有，但整个不能这样说，因为坏人只能偷偷摸摸干坏事，搞两面派，做一部分坏事，好多次公安会议文件，都是主席亲自修改审批的，有的是主席亲自写的，一共开过十四次公安会议，主席亲自过问的有十次，而且还有很多具体指示。十七年中，刘少奇只能在个别问题上插手公安机关搞坏事，比如写什么一封信，叫罗瑞卿干件什么事情，这是有的。公开的指示，还是毛主席的占主要的，主席的指示，彭、罗还得要传达执行的，因为广大干警是听毛主席话的，主席的指示合乎广大群众的要求，干警是要执行的，各条战线，主席管的最多的，一个是外交战线，一个是公安战线。公安战线主席的指示也是最多的。当然各个时期主席的注意力各有侧重，有时对公安管的少些，比如三大改造时期，外交战线主席是一直注意的，公安战线虽然不像对外事部门那样多，但是也是主席经常注意的方面之一。刘少奇在公安战线直接插手的并不多，搞小动作。彭真、罗瑞卿直接管的，他们贩卖了些私货，但也不敢公开搞。比如特情，掩护了一些坏人，他们做了些坏事。但就是这些，也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起作用，每件事都这样是不行的，因为那样他们早就会被我们抓住了。比如过去搞逆用电台，还是许可的，这是搞蒋介石嘛，是合法的。但他们在打电报的时候，也从中搞点坏事，暗中保护敌人，就是这样也不能全部都做坏事。比如上海的潘汉年，他是内奸，一九三五年底到三六年初从莫斯科回来，路过香港，在那里和CC勾结起来，从那以后他为CC服务，日本侵入后，和汪伪政权又有勾结，和日本也有勾结。即使这么一个人，当了上海副市长，也不是每件事都做反革命的事。还有当时的公安局长扬帆，是钻进来的国民党特务，即使两个人合着干，比如二·六轰炸，他们向敌人打了招呼，但也不能把上海所有机要地方都告诉敌人，那样不就马上暴露了他们自己吗？他也只能搞这么一次。解放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把杜月笙搞的很多帮会基本改造了，不能不承认这个伟大的成绩。五〇年打击投机倒把，我们突然袭击，把交易所统统封闭了，他也不能不执行，否则他就完全暴露了，一天也不能呆。就是在潘当副市长，扬当公安局长那一段，我们的事情还是主席红线占主导的。历史总是发展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否定历史。不懂得这个，就无法解释陈伯达为什么现在才被揭出来，主席过去就发现这个人有毛病，说话不太可信，不负责任，不守纪律。他起草五·一六通知，开始是起草小组，后来改成文革小组，他当了组长，搞文化大革命，他支持红卫兵，有些人还拥护他，当然那时还没有暴露出这些问题。九大还是选他当常委，庐山会议以后才跳出来，才调查出这么多问题。主席有预见，但那时不可能就全知道了他的问题，要不怎么还会选入常委呢？事情总有个过程，二中全会暴露后，他的问题才调查出来，那个时候有人知道他的问题，也不敢检举，因为他是常委，还有纪律嘛。如果犯人说了他有问题，我们审讯人员还要训他，说他胡说，关起来的犯人，你去问他，他还怕你去套供，也不敢说。我们的审讯人员也不敢问。所以情况是发展的，做公安工作的同志，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不要用现在的观点去看过去的历史。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是变化的。这样看问题很重要。所以公安工作的十七年，尽管有彭、罗共同搞了十年，后七年谢富治同志来了，上面还是彭管的，罗插手了，但不能说公安工作的领导是黑线领导，黑线只能是干扰。上面讲的上海的例子是最典型的。有的同志说，你那里是“特情专政”，也不是那样的嘛！浙江不就是搞了个“浙东工委”吗？但浙江的省委总是毛主席领导的嘛！要历史来证明嘛！王芳、吕剑光、丛鹭丹他们都知道这件事，丛鹭丹是个坏人，但是他们也要执行党中央的东西，如果他们干的都是特务的事情，蒋介石还不在浙江登陆吗？大登陆不可能，我们在金门打炮的时候，他们小登陆也不敢嘛！为什么不敢呢？因为他的内应不可靠，奉化是蒋介石的老家，温州是陈诚的老家，跟着他们到台湾去的国民党骨干至少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些亡命徒来搞一下呢？就是因为那个不大可靠。我们要冷静想问题，说他们和蒋介石、陈诚直通，那怎么可能呢？他不可能像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那样有热线直接通电话。那里还是我们统治，不然浙江早就丢了。那个地方的“浙东工委”为蒋介石搞过一些情报，不可能天天给他们通消息。如果这样做，就有人揭发，他就不能活了。不能说特情专我们的政。如果是特情专政，蒋介石不就可能搞小登陆，不能这样看问题，要比较来看。尽管用了一些坏人，主席在杭州住了多少次，没有出事情嘛！东兴同志可以作证，王芳当公安厅长时住过(东兴同志：吕剑光当厅长时也住过)。要摆一摆历史，分清主流、逆流，逆流是一部分，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游鱼三个浪。批判要从严，事情就是那么大。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中说陈伯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不会的。主席说不要杞人忧天。所以事情要有比较。在公安战线上，主席的路线是主流，刘、彭、罗的黑线是干扰，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在一件事情、一个单位搞干扰，不能天天拿黑线出来，不能在整体搞。比如六七年六、七、八三个月，主席说北京上空出现一团乌云。当时主席不在北京，王、关、戚掌握大权，中南海被包围的水泄不通，现在查出来就是王、关、戚搞的。有人说要暗杀我，真正要暗杀我，他们还要考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揪陈毅同志，前面是解放军，后面是服务员同志，都来保护他，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保他？服务员同志回答说，毛主席说要保。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反革命还是少数，他们集中不起来。不然的话，六、七、八三个月，大权旁落，火烧英代办[处]、缅甸大使馆没搞成，还要搞印尼大使馆，在中南海采用各种办法向刘、邓、陶靠口供。但是就是这样，他们哄不起来，也搞不起太大的乱子，八三四一部队还是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们要有个自信，要有个基本估计。所以说十七年还是毛主席的红线领导，黑线只能干扰，就像无线电的干扰，只是一时断了一点，马上接上了。反右派时，主席说好像一片乌云，乌云压城城欲催，但风吹云散，雨过天晴。纪要说“刘、彭、罗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有的同志说，不是妄图。难道能说复辟了吗？前十七年难道是资产阶级专政？个别走资派处于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些领导。走资派是一小撮，那末有人问，为什么这么多人靠边站？因为要审查，运动发展就是这样。大革命中，总有一些人受怀疑，所以要审查，经得起考验的，就不怕审查，弄个水落石出，好人就是好人嘛！因为受了审查，情况不熟悉，不便工作，需要去学习。尽管各省领导、各部领导大部分改变了，是不是说所有省、市、部门都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呢？不能这样讲，全国不能这样讲，一个省不能这样讲，一个公安厅也不能这样讲。仅仅是妄图，如果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赫鲁晓夫和平演变的局面。审查的结果没有那么多走资派，有些是犯了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少数，所以我们说夺权是夺被走资派夺去的那部分权力。不能以为领导改换了，就都坏了。主席同斯诺的谈话，不叫发表，主席叫我和他谈谈，我对他说，我们有四个省都开了党代表大会，审查结果开除出党的只占百分之一以下。没有超过百分之零点九。都是百分之零点二、三、四，至多是零点七、八。有些只是暂时挂起来审查，这是符合主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要求的，当然领导层的比例大一些。他又问八大的中委选入九大的有多少？我说是少数，多数是新的。老的中有的死去了，有的离开了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开除出党，连邓小平也没有开除党籍嘛！有些下去劳动锻炼。我们允许新陈代谢，要老中青三结合，斯诺没话说了。老的犯了错误没有改好，有的意志衰退，不能做领导工作，换一批新生力量是需要的。所以九大中央委员会新的成员比较多。新的九大中委也不能保证那么纯。主席说不会有绝对的纯的。九大中委中有王效禹、李再含、张日清、刘格平、张西挺、刘结挺，当时都知道他们有些问题，但是还是摆上来比较好，因为比例很小。后来又发现他们一些问题，现在停职反省、学习、再考查。这没有什么，新陈代谢，不断前进。整个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主席和斯诺的谈话中讲，我们党是多灾多难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刘少奇，部分的还有张国焘、高岗，这些人并不影响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主席的思想，主席的领导，不断发扬光大，主席的革命路线，总是领导。虽然经过成功失败多次反复，党还是在前进。因为人民要革命，就要涌现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要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因为党内领导出了坏人，就认为党就不好了，党就被否定。王明路线损失最大，但是我们党还是发展、前进的。主席常说，我们活着是幸存者，有多少烈士都牺牲了。我们是剩余的人，只要你干革命，我们就要擦干身上的血迹，起来再干。我们党就是这样前进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有些领导换了，不能说出了问题的就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样说就把历史搞错了。有的东西如“桃园经验”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但是毒就那么大一点，一批就站不住脚了。刘少奇以后，又有陈伯达，他放的毒不少，华北之行，二十多天，讲了四十三篇，这是有记录可查的。也不过是“一个游鱼三个浪”，还不是华北会议一批就解决了。华北形势很好，抓革命促生产是好的，还是主席的思想、路线，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起决定作用。
再讲四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安工作也应该这样看。公安部做了很多工作。前边有三个文件，今天又批了一个，这是第四个文件。公检法比较复杂，组织上也钻进了些坏人。因为是专政机关，影响比较大。中央组织部有安子文这些坏人管事，影响比较大些，但他不能把所有叛徒都安插进来，哪有那么多叛徒啊？公安部只安了徐子荣一个人。就整个队伍看，还是好的。原来有公安干警三十二万，现在二十七万，其中新的有十二万，包括二万多军队的同志，五万转业战士，地方调来的五万。另外十五万，是原来的公安人员，当然在三十二万中不占半数，但在现在的公安队伍中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还有十七万，在“五·七”干校和调到别的战线。真正作为坏人淘汰的只有五千多人，只占百分之一点七，也不过比开除党员的比例多一倍而已。其他有转业的，有退休的。“五·七”干校情况不同，有的还可以调回工作，有的可以轮换，有的可退休，有的可以转业，不能说都不好嘛！所以对事物要分析，一分析就懂得了。军管的同志才两万，你们处于领导地位。拿公安部来说，核心小组七人，四位是原来的，军队的三位，这反映了公安系统的现实。十二万是新的，十五万是原来的，怎么能说公安系统垮了呢？要重建呢？我们党叫整顿党的组织，建党是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公安机关也是整顿嘛！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整顿的嘛，而且还要看群众，越往下动的越少。当然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单位可能多一些，有的单位少一些，情况不一样。领导层有些在“五·七”干校锻炼，还是要出来工作的。现在领导层都是军队，这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现在二十九个省市的领导都是军队的同志，你们更要谨慎，不要以为公安干部都不好，那就危险了，那样就要扩大化。你们要好好学习济南军区的“三破三立”，哪里有一贯正确、领导高明呀？主席那样英明，还是那么谦虚，还说有几件事他没想到，其实大的问题都是主席想到的。我们军队同志不能背两个包袱，两个功，战功、文化大革命的功，这都是过去的了，要往前看，要立新功，用军队的话来说要打新仗，这样就不能自满了。听说有些同志有活思想，到公检法担子重，工作不大好搞，有的说是临时任务，将来总得走。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下，军管的同志，既然来了就不能走，要死心塌地的把工作搞好。主席讲了，我们就是要军干群，老中青。对公安队伍要分析，有比较，就有信心了。我们的公安队伍二十七万中，原来的有十五万之多，新的血液十二万，也是三方面的结合，还有后方，十七万中有很大一批还在“五·七”干校，可以轮换一些。对公安队伍开始的时候看的严重了一些，在运动初起中，有些问题，批判的严点，过点头，还是允许的嘛。但到了后期，就要分析，就要一分为二哟。干部经过“五·七”干校锻炼，情况就更清楚了。下放干部这件事情，谢富治同志在中央国家机关立了首功，六八年就下去了，算是树了模范。当时各地都在搞文化大革命，公安部和各地的关系断了，除专案以外，没有多少事情，留下四十多，都下去了，李震同志、于桑同志带头下去，一下子下去一千多，这时有这个需要。这一下去，经过锻炼、考核，现在有七八十人回来工作，这在鉴别干部方面有好处，对机关精简也有好处。我在给主席送一号文件的报告中已提到，主席当时对下放是肯定的，但那时就提醒要一分为二，下去是可以的，不要把社会关系、耳目都割断了。主席这个指示，我告诉了北京市公安局，他们恢复了一些，发展了一些，广东保留的多一点，其他地方好像都割断了。主席说，听不到消息了，耳目不灵了。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有些应该整顿，骗我们的，应该审查，有的要割断。我们向各地打招呼不够，公安部有责任，我也要负责。
你们说，公安部恢复与各地的联系晚了。六七、六八年没联系是许可的。六八年九月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到十二中全会，阵势看的很清楚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历史的发展，在六六年发动的时候，主席对谢胡同志说，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还要看一看。到六七年上半年，又和卡博同志说，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到六七年下半年情况发展了，对谢胡同志又说，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个时候已经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揪出来了，主席让我们带外宾到武斗严重的地方看一看。李先念同志陪刚果（布）总理到淮南，我陪谢胡同志到武汉。尽管如此，武汉还是有余波。主席估计形势，总是要观察，一直到全国一片红，召开九大，主席才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没有料到还有庐山二中全会这场斗争。对形势只能预见个大概，还要看发展，真正清楚，还要实践证明。就是去年主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也不能说死，革命总是要经过波浪式的发展，才能看清楚。葡属雇佣军袭击几内亚，想把杜尔搞掉，杜尔把雇佣军击退了，这是一个胜利。非洲各国开外长会议都一致支持杜尔，这是个好形势。但稍微一疏忽，出来一个新加坡英联邦会议，有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会议，有七、八个是非洲的国家。我们曾提醒他们注意，向坦桑尼亚，赞比亚打了招呼，那个地方没出问题，但出了个冷门——乌干达发生了政变。乌干达我们有大使，我们事先也没有发现。奥博特总统这个人也怪，在新加坡开会，给国内打电报，要把他的对手陆军司令搞掉，你自己回去搞不好吗！结果人家先下了手，发生了政变。恩克鲁玛，国内很乱，还到中国来，到了河内，国内就政变了。杜尔有恩克鲁玛在旁边，有了经验，他就不轻易出国，乌干达就不接受这个教训。英帝国主义是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总是要搞阴谋活动。英联邦在新加坡开会，英帝国主义就派伞兵到肯尼亚，乌干达政变后，英国首先承认了，西边出乱子，东边不吸取教训。革命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还会有起伏，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不平衡的情况。
现在回到公安工作上来，大家说六七、六八年不联系可以原谅。经过一些曲折，六九年九大都开了，应该把各种关系都恢复起来，但政府工作总觉得应该先把革委会搞起来再恢复，各单位的名单都报来了，但觉得慎重一点好。七〇年计划会议以后，才成立了各部、委的革委会，晚了一年。公安部到七〇年才准备开会，又去下边做调查，然后经过九届二中全会，又耽搁一些时间，一直到去年年底才开会。联系晚了，如果说耽误了，当然公安部有责任，这个责任我也要负一些。富治同志去年春天就病了，我们就不能怪他了。但不管怎样，这是缺点错误，你们的会议开得晚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九届二中全会把陈伯达揪出来了。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主席接见外宾时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他们错误估计形势，搞阴谋，就还要抓一个睡在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现在清楚了，确有一个，就是他陈伯达。王、关、戚，杨、余、傅搞的那一套，他多数是与闻的，但被他滑过去了。杨、余、傅揪出来时，他说他们是“变色龙”。现在看，“变色龙”就是他自己。会议开的晚了一些，有所失，也有所得。得可以补偿你们的失。会议开始时有一号文件，现在又发了《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你们可以带任务回去了嘛！可以把眼界看的更宽一些。
纪要写得还可以，有的写的很好。关于路线的六条，比较清楚，六破六立。
关于任务，就是今后的工作意见：
第一条，抓根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读书。批修的目的就是要很好辨别真假马列主义。如果说，公安队伍很容易被坏人钻进来，就要提高识别能力，辨别真假。公安工作是最繁重的工作，尤其需要精神食粮，更需要认真读书，很好学习主席的哲学著作，还要读去年中央五十九号通知[注：中发[1970]5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指定的书。省[局]应该学，市局、分局也应该读一些。少学可以，不学不可。时间长些，总可以读完。
第二条，“一打三反”。我提议把清队工作好好抓一抓。公安机关是专政的工具，社会清队工作你们负很大责任。虽然有各级革委会，但街道比较复杂，还有厂矿、机关的家属，只有公安机关容易接触。城市公安分局、派出所是最接近群众的，要和广大劳动群众结合在一起，负责搞好社会清队工作，耳目就多了，可以给我们通消息。所以社会清队的任务要加上去。
第三条，认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中央的文件发给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讨论一下。要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审干决定中的九条方针。姚文元同志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揭露“五·一六”的阴谋的那一段，指出他分裂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破坏人民解放军，分裂破坏红色政权——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写的很深刻。公安系统要好好读一读这本书。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要把重点放在追查罪行上，不要先追查组织和是否填了表格。
第四条，群众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公安工作总的是要走群众路线，总要有耳目，这就是广大的社会居民。公安队伍有二十七万，大部分在大中城市。这个力量要同广大劳动人民结合起来。尽管公安部不管事，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以来工作一直没有停摆。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到京上访的也很多，那时还没有军管，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靠什么？就是靠街道委员会、居民小组。听说上海、广州也是这样。群众专政，耳目最明，坏人就藏不了身。最接近群众的是派出所和分局，他们管治安，对反革命要专政，对人民要实行民主，听群众的意见，这样才能搞好专政。
第五条，讲隐蔽斗争，你们单独搞了个附件。特情、耳目中，过去确实钻进一些坏人，但总的说，起了不少好的作用。各省、市回去要冷静做个总结。要一分为二，不能否定一切。过去做了一些坏事，但还是做了一些好事。包括上海、浙江那样的地方。公安工作难道没有一点成绩？浙江不还是一、两个坏人，不能都说是王芳的、吕剑光的。罗瑞卿当公安部长，也只能暗中作坏事，如果公开作坏事，就很好把他暴露了，他就不能长久。他到军队搞大比武，就暴露了，就像陈伯达在二中全会上暴露一样。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分析一下，把过去隐蔽斗争的一些关系恢复起来，与公开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工作，包括对国外的工作和对外侨的工作。我们对外侨的工作有缺点，有的外国专家，我们没有工作，当然这是外交部门的事，但是与公安机关也有关系。通通都不来往，这就不好。我们要支持世界革命，人家来了，我们又不来往那还行？我们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隐蔽斗争要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才不会搞错，也会做好事。
第六条，保卫要害。重点是保卫首脑机关、要害部门，保证安全，便于领导工作。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必须保卫，保证绝对安全的。保卫工作，不要只强调保卫个人，要强调保卫集体，比如大会堂，这是党中央的办事机关，保卫是为了中央在这里办公的安全。如果只强调保卫个人，容易造成一部分人孤立起来，这样反而保卫不好。
第七条，治安管理写的不够。加强治安管理，防止敌人的破坏，还有人民群众遵守革命秩序。特别是青少年，不要让他们破坏革命秩序。许多学校没有招生，又不能就业，就要上山下乡、插队、到军垦。但是逢年过节他们又跑了回来，父母是双职工，没时间管，或者在“五·七”干校，有些青少年什么事都干。今年春节北京、上海风气不好，北京王府井等地，有些青少年奇形怪状，造成一种不好的风气。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忘记有“四个存在”。不要忘记过去，要教育后代。现在社会上有些渣滓和坏人，引诱青少年干坏事。全国都有这种事情，要好好抓一抓。
第八条，要恢复整顿劳改农场、工厂。劳动农场需要好好整顿。过去有八百多个，现在有四百多个，判刑的要劳动改造，未决犯也要劳动改造，监狱里的犯人也要劳动改造。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工作是搞得好的，是为人们称道的。为什么不好好办。刑期满了的，能回家的回家，无家可归的和必须继续劳动改造的，还要留下。留下就业的，家属也可以接去在那里劳动，有的也允许结婚。还有劳动教养，总是还要有，或者是在城市里办的学习班，也是个办法。但总有些不务正业的流氓阿飞，还要改造。过去往边疆送，现在不行了，如北大荒、内蒙、云南、新疆、海南岛，过去都往那里送，现在要分散，有些可以放回农村，可以几个好人夹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最好，一般犯罪交给群众监管。工厂也可以这样，只要不是大的反革命犯、刑事犯，也不要上交。
第九条，学习解放军，很好。
第十条，加强党的领导，同上级业务部门联系并不矛盾。领导当然是党的领导，上级业务联系，上级对下级要检查，要帮助，也要去学习，帮助下级总结经验。经验是从下面来的，住在北京不容易得到新鲜东西。要以政治挂帅去总结下面的专业经验。公安系统领导还是以块块为主，但上下级要通气，要联系，业务上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们提倡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很重要。当然有些是命令的，但要经过中央批准，那就要坚决执行了。不是命令的事情，各级还要协商。
至于侦察工作上的专门的意见，你们自己去斟酌好了。
纪要要改好，消化好，中央批准后带回去，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问题，各省、市有材料，要和专案组发生联系。
最后，总理亲切的问各地到会的同志中有女同志没有？(回答：没有。)总理说，女同志顶半边天，公安机关同社会各方面有密切联系，各地参加会议的一个女同志也没有，不合理。你们会开的很好，美中不足，就是没有女同志。


汪东兴同志二月八日的讲话
（记录整理，未经东兴同志审阅）
我没有什么讲的，拥护总理的指示。总理对公安工作的看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后工作怎么办，讲的很好，我都同意。我在公安机关待的年头不少，但只挂名，没做多少工作，是挂名不管事。要说做工作也做了一点，就是协助各地在保卫工作上，保卫首脑机关，保卫主席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旁的工作，其他公安工作接触很少。总理讲公安工作主要是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公安部有缺点错误我也有一份，我过去也参加了公安部的领导小组，做工作不多，提的意见也不多，关心不够，没有及时开门，没有及时把工作建立起来，所以我也有责任。如果总理说他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更多一些。公安部成立革委会以后，我也有点关系，因为与公安部门关系那么大，应该配合的好一点。
另外，这次会议主要是中央领导，中央和总理指定我们三个人具体负责，我也没做多少工作，只和领导小组谈了几次话，看了简报，根据总理的意见来谈的。同志们提的意见很多也很好。李震同志、于桑同志他们都做了自我批评，也是好的。对公安工作应该两点论，不要“一点论”，一点论不好。主席讲要一分为二，总理已经讲清楚了。某些地方某个时候，坏人操纵是可能的，还是两点论好。有些问题不忙于做结论，有些已搞清楚，也可以做结论。如关于安窃听器的问题，不能说到处都有，真正搞窃听器，还要有点机器才行，不是那样简单的，叶子龙，杨尚昆在火车上搞过，在其他地方的，他们自己讲的好像很逼真。但我还没有看到确凿证据。有些问题要搞清楚再做结论，有的人还关在那里，有些案子不忙于做结论。要用主席思想分析和调查研究，要一分为二。没有问题就不要搞了，真正有问题也要落实主席政策，给出路。这次公安会议开过之后。可能搞得快一点，因为同志们思想认识提高了。会议期间主席有很多批示，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很大提高。这次会议开的好，时间虽然长一点，得的东西多，觉悟提高了，政策明确了，公安战线两条路线斗争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把主席的谈话传达一下就更清楚了。